一九三六年十月配资在线论坛，黄河以西。
一支两万一千八百人的队伍，在甘肃靖远附近分批西渡黄河。
他们穿着单薄的灰布军装，许多人的脚上只有草鞋。
身后，是刚刚结束长征、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主力红军和殷切的期望；身前，是一条奉命要打通的、通往苏联的“国际路线”，以及一片完全陌生的、被地方军阀牢牢控制的土地——河西走廊。
他们最初被称为“西路军”。很快，他们将被称为“孤军”。
十一月十五日，甘肃古浪。
这是西路军渡过黄河后第一场硬仗。
对手是马步芳的精锐骑兵部队，被称为“马家军”。
这些人马术娴熟，枪法精准，作风凶悍，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。
西路军先头部队红九军，在古浪城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三日。
城墙是土夯的，挡不住重炮。
马家军的骑兵像黑色的潮水，卷着黄沙，一波一波地冲过来。
他们不用复杂的战术，就是冲锋，不断地冲锋，用马刀和血肉消耗你。
红九军将士，很多是参加过鄂豫皖、川陕苏区血战的老兵，经验丰富，意志如钢。
但他们从未在如此开阔的戈壁滩上，面对如此规模的骑兵集群冲锋。
子弹打光了，就用大刀、刺刀、枪托，甚至石头。
一个叫刘俊英的营长，肠子被打了出来，他塞回去，用腰带勒紧，继续指挥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。
古浪城最终失守了。
红九军伤亡超过两千四百人，兵力折损三分之一，军参谋长陈伯稚、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、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高级指挥员牺牲。
这不是一场战役的胜负，而是一个预兆：在这条走廊上，战斗的残酷规则，与你所熟悉的任何地方都不同。
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，甘肃高台。
红五军军长董振堂，一位宁都起义的领导者，一位以稳健和忠诚著称的将领，率领三千余人进驻了这座小城。
他们的任务是牵制敌军，掩护主力。
很快，两万多马家军将高台围得铁桶一般。
没有援军。电台被打坏，与总部的联系彻底中断。
高台成了一座血色的孤岛。
战斗从城墙打到巷口，从巷口打到屋内。
子弹没了，就用刀；刀砍卷了，就用拳、用牙。
女战士、炊事员、伤员，所有人都拿起了能战斗的一切。
军政委杨克明在带领部队突围时中弹牺牲。
一月二十日，城破。
董振堂带着少数警卫员退守到一座荒废的土楼上。
最后时刻，他把随身携带的怀表、钢笔和一枚苏维埃银元交给身边的战士，说：“这些，将来或许还能为革命起一点作用。”
随后，他举着手枪，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，从三丈多高的城墙上纵身一跃。
马家军割下了他的头颅，先是在高台城门示众，后来又被送到西宁，拍了照片，大肆宣扬“战果”。
董振堂的头颅至今没有找到，他的身躯，永远留在了高台那片被血浸透的黄土里。
高台陷落，红五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。
这是西路军最为惨痛的损失。
一九三七年二月，甘肃临泽倪家营子。
此时的西路军，已从远征军变成了一支疲惫不堪的求生队伍。
他们收缩在倪家营子一带四十三个屯庄里，试图建立临时根据地。
但这里不是陕北，没有群众的深厚根基，只有无尽的荒滩和冷酷的敌人。
最大的敌人，不再是马家军的骑兵，而是饥饿和寒冷。
河西走廊的二月，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。
没有棉衣，许多战士把能找到的所有布料——毯子、麻袋、甚至庙里的破幡——都裹在身上。
脚上的冻疮溃烂流脓，和破草鞋冻在一起，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。
粮食早就断了。战马杀了，牲口杀了，最后，连皮带、皮鞋都煮了吃。
盐水煮麦粒，是唯一能进嘴的东西。
饿极了，有人扒开雪地，寻找一切可以咀嚼的草根。
伤病员没有药，伤口化脓生蛆，只能用盐水擦洗，那惨叫能撕裂人的灵魂。
马家军不急于总攻，他们像狼群一样，围着这片屯庄，日夜不停地骚扰、袭击、消耗。
西路军战士每天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提着枪进入阵地，击退一次或数次冲锋。
夜里，要在寒风中放哨，防止敌人偷袭。
睡觉？那是奢望。
很多战士，是在端着枪的姿势下，被冻僵，再也醒不过来。
倪家营子不是一场战斗，而是一场持续四十多天的、缓慢的凌迟。
每一天，都在流血；每一天，都在减员；每一天，希望都比前一天更渺茫。
三月十四日，甘肃肃南石窝山。
西路军最后的军政委员会在这里召开。
能战斗的人员已不足三千。
会议决定：主要领导人陈昌浩、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；剩余部队分散游击，尽力保存火种。
石窝分兵，是战略的终结，却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的开始。
李先念、李卓然等人率领一支约一千五百人的左支队，向着祁连山深处挺进。
祁连山，海拔四千米以上，终年积雪，鸟兽罕至。
他们衣衫褴褛，弹尽粮绝，走进了这座“死亡之山”。
寒冷是主宰。
夜里，大家挤在石崖下或雪窝里，靠体温相互取暖。
第二天早上，总会发现身边有人再也叫不醒。
一个叫周纯麟的干部后来回忆，他们曾找到一个羊圈，在里面发现一点羊粪，就像找到宝贝一样，把羊粪揣在怀里取暖。
没有食物。雪，是唯一的水源和“食物”。
饿到极致，炊事员把最后一点牛皮烟袋剪碎，放在唯一的铜盆里煮，那点浑浊的汤，大家轮流喝一口。
后来，连前面部队留下的马蹄印里冻住的马粪，都被捡出来，看看有没有未消化的粮渣。
追兵依然在搜山。伤病员必须安置。
很多重伤员为了不拖累部队，恳求甚至用命令的口吻让战友把自己留下，塞给战友一颗手榴弹，不是用于杀敌，而是用于自己最后的尊严。
这支左支队，像一把被撒入雪山的盐，在极端的自然和人为的绝境中，一点点融化、消失。
最终，当李先念带领仅存的四百二十余人，历时四十三天，走出祁连山，抵达新疆星星峡时，他们个个形同鬼魅，骨瘦如柴，但眼神里，有一种从地狱归来的、冰冷的火焰。
更多的人，没有走进祁连山，或者没能走出来。
数千名西路军战士在战斗中被俘。
等待他们的，是比战死更为屈辱和残酷的命运。
马步芳将他们视为炫耀武功的战利品和可奴役的牲口。
大量被俘红军被残忍杀害，其中手段之酷烈，骇人听闻。
幸存者被编入“补充团”，做苦役，修公路、建营房，动辄遭受毒打和虐杀。
许多女战士的遭遇尤为悲惨。
她们被强行分配给马家军官兵做妻妾，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。
有些人被迫改姓埋名，在漫长的岁月里咀嚼着孤独和恐惧，像隐入尘沙的砾石。
还有大量失散人员，流落在河西走廊乃至青海各地。
他们躲过追杀，隐姓埋名，给地主放羊、扛活，在社会的最后层挣扎求生。
他们与组织失去了联系，有的甚至终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。
他们背负着失败者的沉重枷锁，在历史的夹缝中默默生存、老去、消亡。
西路军的结局，不是一个句号，而是一串漫长而痛苦的省略号。
它的“失败”，不是一个战略分析的结论，而是由高台的城墙土、倪家营子的冻土、祁连山的雪、被俘者的血、流散者的泪，共同混合浇筑而成的一块沉重的碑。
今天，当我们摊开地图，轻松地划过那条叫“河西走廊”的地理通道时，是否还能感受到一九三六年冬天沁入那土地的体温与铁锈味？
西路军的故事，之所以成为一曲挥之不去的“悲歌”，正是因为它拒绝被“虽败犹荣”的简单赞歌所收编。
它过于具体，具体到每一处伤口的形状、每一次饥饿的绞痛、每一个被放弃的名字。
它暴露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、误判、极限环境的碾压，以及理想在现实岩壁上撞出的淋漓鲜血。
铭记这曲悲歌，不是要清算旧账配资在线论坛，而是要对抗遗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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